我愿意做这样一条水草与批评家冯强对谈

曾攀：冯老师是一位学院派的学者型的批评家，在广西中青年批评队伍中极具代表性，特别是涉及到诗学研究和诗歌批评，应该也是你用力很深的领域。据我的了解，你平时的阅读量很大，兴趣较广。学术上不囿于一域，文学、历史、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均有所涉猎，今天我们的话题就从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谈起吧。你曾对杜威经验论中的情感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究，能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杜威的情感论大致都经历了什么变化吗？从中我们能够获得什么启发呢？

冯强：对杜威情感问题的关注，主要是为了介入这些年来文学界讨论比较多的抒情传统。之前我专门研究过李泽厚的“情本体”，不太满足。后来集中大概一年多时间读杜威，就从情感问题角度进行了比较多的关注。总体来说，我觉得目前学界塑造出的中国抒情传统缺乏公共性维度，过于沉湎一己感伤。顾随以“无可奈何”、钱钟书以“诗可以怨”描述过这种感伤。这是中国传统中公共性领域不能伸张的结果，当然后来情况有所变化。20世纪40年代，袁可嘉曾专门批判过旧日文人的情绪感伤和当时左翼文学的观念感伤。我有篇文章发表在今年3月份的《江南诗》，讨论顾随诗学中的痛苦问题。顾随尝试以“力”来克服情绪感伤，晚年笺注毛泽东诗词却走上观念感伤，真个是无可奈何。其实我最早想借助杜威建构一种民主诗学，但后来发觉他的情感论和他的探究理论对公共性维度的探讨是紧密相关的。讨论了他的情感论，实际上也就间接地讨论了民主诗学，二者都要回到他的经验论。杜威把经验视为知情意的统一。早期他坚持客观唯心主义和先验的形而上学自我，但后来的杜威越来越发展出一种质性思维（qualitative thinking），即经验不是简单的被给予，还是有机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曾攀：循着经验和情感的话题，你还曾谈到过“使科学人文化”的概念，请问你认为现代科学与儒学之间存在连续性吗？“化”了之后会产生什么新的特质吗？

冯强：“科学主义的人文主义”也是杜威的观点，我给何亦聪的博士论文《儒家思想的现代困境》写的书评《儒家思想与现代科学》里借鉴了很多杜威的思考。其中之一就是《经验与自然》开篇讨论的经验与自然之间的连续性，这一点跟胡塞尔的观点有些接近，即起源于欧洲的现代科学也仍然存在生活世界的起源。如果现在科学已经成为一种极端抽象化、系统化的自然态度，那么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文化中一些思考实际上可以视为另一种形态的现象学反思。因为它毕竟缺少一个像17世纪欧洲那样的实验性科学大背景。我在这次提交的论文《新诗经验的当代性》里其实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比如在秦晖的《传统十论》就提出过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即“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在我们的传统中，儒家仍然是一支非常有转换能力的力量。不过就像赵毅衡所说，我们需要“争夺孔子”，因为现在很多所谓的儒家，在我看来都是想做帝王师的假儒家。其实想做帝王师的知识分子太多了，上次某个长江学者不是宣布意识形态领域的冷战一直在进行当中吗？不是声讨《南方文坛》上有文章批评他“重新把美学绑缚在意识形态的战车上”吗？他们动不动就获得一个可以高瞻远瞩的总体视角，所以总想跟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把吧。

曾攀：从你发表的文章来看，你对“当代性”一词似乎颇为感兴趣，而提到“当代性”就不可避免地会让人联想到“现代性”的话题。你在文章中也引用了赵汀阳“当代性的问题化是以现代性为条件和语境的”这一观念，能否与我们谈谈你是怎么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区别？

冯强：其实“当代性”这一话题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提出，如果不算袁可嘉在20世纪40年代唯一一次提及“现代性”问题，“当代性”的提法，很可能要早于“现代性”。我对现代性问题既爱又恨。爱的是他凸显了中国文化的短板也就是个体自由问题。卡洪在《现代性的困境》里说过，一切现代性的本质都是个体自由。放在现代诗学来看，它最终的落实就是浪漫主义；恨的是它是一个批判自身的传统，对传统歇斯底里的批判让我们成为没有根的个体甚至原子。但毕竟我们都是有传统的人。借用德国现象学罗姆巴赫的说法，现代性话语和当代性话语可以分别用来指代系统思维和结构思维。当代性是现代性的内敛化，后者实际上是从前者发展起来的，但后来却以自身过于强烈的光掩盖了后者。它想把一切事物作为客体一览无遗地呈现出来，当然下一步很可能就是精确地控制。这其实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讨论过的问题，启蒙变成了神话，理性翻转为非理性。想想《1984》里面那句很有名的话，“我们将在一个没有黑暗的地方相遇”，那将是审讯室或者集中营。罗姆巴赫的结构思维同杜威以质性思维来指认思维过程中的非认知语境是类似的。知其白，守其黑。老子这句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关系。我的想法是，东西方文化现在面临一个契机，一种必须融合东西方文化的新的理性形态正在孕育出来。法国人朱利安有本小册子《圣人无意》教条地认为“哲学”只属于欧洲，中国的思维只能称为“智慧”。很遗憾他仍拘囿在自己的二元论中，没看到西方哲学在现象学之后很有可能会往智慧的方向运行。新的理性形态之不同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批评的理性主义，在于它有一种詹姆斯、杜威和胡塞尔都强调的地平线意识，即真理不可能一次性认清，永远可以后退一步。不可能像博尔赫斯笔下的阿莱夫那样共时地呈现在一个透明的球体中，它保留真理的时间性，同时保留了理性神秘的一面。一种神秘的理性，携带自身阴影的理性，携带自身地平线的理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承认，首先将会是欧美人抓住这个契机。事实也正是如此，但只要还有时间，我们总还会有机会的。

文章来源：《延边教育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ybjyxyxb.cn/qikandaodu/2021/0625/766.html